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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要：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并曾假名蔡振、周子余，汉族，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祖籍浙江诸暨。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 民主进步人士，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并曾假名蔡振、周子余，汉族，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祖籍浙江诸暨。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
民主进步人士，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
他早年到场反清朝帝制的斗争，民国初年主持制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个法律——《大学令》。北伐时期，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他主持教育行政委员会、筹设中华民国大学院及中央研究院，主导教育及学术体制革新。
1927年到场提倡“护国救党运动”，认为应当清党但阻挡杀人。1928年至1940年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贯彻对学术研究的主张。蔡元培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为他致力于革新封建教育奠基思想理论基础。1933年，蔡元培倡议建立国立中央博物院，并亲自兼任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
抗战发作初期，蔡元培与厉麟似等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团结组织建立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努力组织发动文化界人士及民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
葬香港仔山巅华人公墓。辛亥革命那年，武昌的起义很突然，星星之火连忙燎原，不到两个月，除了南京，南方诸省已宣告规复。革命党人知道，要想推翻大清朝，必须尽快建立新的革命政府，于是各路好汉纷纷动身，赶往处在危急之中的武汉。这时候，袁世凯的北洋雄师将武昌团团围住，置身于自己炮火之下，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拿下武汉。
也正是在这节骨眼儿上，南京规复了，前往武汉的革命党人赶快转向，直奔南京，显然这里更适合建设新政权。于是乎，南京成了一个大政界，远在四川的同盟会会员吴玉章，代表蜀军政府栉风沐雨赶到南京，中华民国暂时政府像点样子的官衔早就被朋分一空，部长位置没了，次长位置也没了，以至于老朋侪只能歉仄，让他任选一个司局长干干。 其时选出来的教育总长是蔡元培，以资历看，他无疑是合适人选。若以名誉看，另一位老革命章太炎更有资格，因为学问更好，而且不是一般的好。
根据我的傻想法，若要选一小我私家掌管教育，固然应该选学问好的，固然应该选章太炎。不外，这想法是差池的，很幼稚，好比最好的运发动未必适合当教练，未必适合当体育总局的最高主座。
蔡元培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位教育总长，这个总长是平衡的产物，其时的南京暂时政府内外交困，为组阁吵得不行开交，几大总长职位，教育相对最不重要。章太炎“自己以为政治是其专长，学问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他的特点是能吵能闹，动不动就要骂人，因此教育总长的位置虽然不重要，但平衡下来，还是选中了性格平和的蔡元培。 傅斯年先生评价蔡元培，说他有两大优点，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西方自由泛爱之理想。这两个优点让蔡成了教育界的不倒翁，只要愿意，只要不玩告退，教育部长或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所有这些学界的最高首脑，都是禁鼎一脔，非他莫属。
1940年，正值抗战相持阶段，蔡元培在香港逝世，享年七十二岁。国难期间丧事从简，其时的中国不分政治派别，均表深切悲悼，可谓极尽哀荣。
国民政府公布褒扬令，用了一大堆好词，“道德文章，夙负时望”，“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敬慕”。 中共向导人周恩来亲自撰写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还在延安窑洞的毛泽东，也特发唁电，称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极尽哀荣可以玩味，哀荣这两个字，并不是说一小我私家死得热闹，丧礼隆重，规格很是高。孔子的学生子贡赞扬恩师，说他“其生也荣，其死也哀”，意思是说像孔子这样伟大的人物，活得庆幸，死了让人感应伤心。因此哀荣是并列关系，说明一小我私家的生和死，对社会都有差别寻常的意义。 蔡元培是学而优则仕的典型，看清朝遗老条记，不乏溢美之词，好歹人家也是有过功名，正经八百的科举身世。
十七岁考上秀才，二十二岁中举人，二十三岁中贡士，第一次到场殿试未取，二十五岁中进士，名列二甲三十四名。他的策论内容是“西藏的地理位置”，我很受惊当年殿试，皇上的眼皮底下，居然会这么考。
同科进士有些名声的另有张元济和唐文治，以最后官阶论，恐怕要数蔡元培最高，虽然他在清朝的官不算大。说白了，就是科场自得，会做官，能当好官。章太炎说自己善于搞政治，做学问玩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这句话用在蔡元培身上才更合适。
考察他一生，从来没有真正地脱离过政界，他的学问并不惊人。在晚清，弃官从教，建立规复会排满，玩的是政治。
到了民国，在教育的最高权力位置上下，玩的还是政治。 蔡元培这样的人不行能脱离政治，他的告退自己就很政治。他的告退书最见性格，最值得品味。
袁世凯挽留他，他说我不是为你告退，而是为四亿中国人。他不妥北大校长的理由，是屁大的事都要向上面汇报，“我是个痛恶权要的人，能甘愿宁可仰这些权要的鼻息么”，固然不能。理由二，“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中国非要和别人纷歧样，这鸟校长不做也罢。
理由三，“北京是个臭虫窠”，无论何等高尚人物，无论何等高尚事业，一到这里便染了臭虫的气味。 蔡元培有其特立独行的一面，他阻挡过孙中山，孙中山要北伐，要和北方开战，他坚决阻挡。阻挡过共产党，一九二七年的“四一二”清共，他是民国元老中投赞成票的人。著名的五四运动中，作为北京大学的校长，他坚定不移地站在学生一边。
十多年后的“一二·九”运动，学生要求抗战，到南京示威，他出来跟学生对话，效果被打得头破血流。 作为一名教育家，他把学业看得很是重，认为“因爱国而牺牲学业，则损失的重大，险些与丧失领土相等”。
显然，教育和政治分不开，然而教育不仅仅是政治，教育家绝对不能只是政客。人物生平1868年1月11日，同治丁卯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府的山阴县。1871年，同治辛未十年4岁的蔡元培入家塾。
1878年，光绪戊寅四年，蔡元培11岁，父亲蔡光普因病早逝。[4-5] 1879年，光绪五年12岁蔡元培时，借居到姨母家念书。1880年，光绪六年蔡元培13岁时由姨母家转到李姓塾师家念书。
1884年，光绪甲申十年蔡元培17岁时，考取秀才。1885年，光绪十一年蔡元培18岁时，设馆教书。
1889年，光绪己丑十五年蔡元培22岁时中举人。同年迎娶了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昭。
1890年，光绪十六年，蔡元培23岁时，进京会试得中成为贡士，未殿试。1892年，光绪十八年蔡元培25岁时，经殿试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殿试策论结果为二甲三十四名（即是全国统考第三十七名），内容是“西藏的地理位置”。
1894年，光绪甲午二十年蔡元培27岁时，春应散馆试，得授职翰林院编修。就在这一年，甲午战争发作，开始接触西学，同情维新。1898年九月返绍兴，任绍兴中西学堂监视，提倡新学。
1900年，庚子二十六年蔡元培33岁，由于他的妻子受封建思想约束，他们之间的情感一直处在反面状态，而当他逐渐接受了西方新思想后，便开始重新思考女权的界说，于是写出了《伉俪条约》，重新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1901年夏，辛丑二十七年，蔡元培34岁时，到上海署理澄衷学堂（现上海市澄衷高级中学）校长，即为首任校长。1901年9月，被聘为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总教习。
1902年1月1日，壬寅二十八年，蔡元培在杭州与他往日的学生黄仲玉女士举行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礼。[4-5] 1902年，蔡元培35岁时，同蒋智由等在上海开办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建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均曾被推为总理。1903年，癸卯二十九年，爱国学社的运动引起清政府的警醒，下令侦讯。
蔡元培辗转青岛、日本、绍兴、上海等地，一方面学习德语，准备赴德留学以躲避风头，一方面仍从事教育和革命运动。1903年，蔡元培为抗拒俄国政府觊觎中国北方领土，与上海反清革命志士以对俄同志会的名义办了《俄事警闻》（后改《警钟日报》）。1904年，甲辰三十年37岁时，他在上海组织建设了规复会。1905年，乙巳三十一年38蔡元培岁时，同盟会建立，规复会并入，孙中山委任蔡元培为同盟会上海分会卖力人。
1907年5月，丁未三十三年40岁时，他在驻德公使孙宝琦的资助下前往德国柏林，入莱比锡大学听课和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诸学科。一面学习，一面教授唐绍仪（后任民国政府第一任内阁总理）4个侄子的中文教师，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了4年外洋留学的生活。在德4年，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等一批学术书籍。1911年11月上旬，宣统三年辛亥年，辛亥革命发作，在陈其美去电敦促下，蔡元培取道西伯利亚回国。
1912年1月4日，民国元年，中华民国暂时政府在南京建立，他就任南京暂时政府教育总长。教育部在蔡元培之下对民众征求可能的国歌，厥后颁布了中华民国暂时国歌，由沈恩孚作词、沈彭年谱曲的国歌拟稿，歌名《五旗共和歌》（中华民国国歌）。[4-5] 1912年1月19日，民国元年，他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措施》，并主持制定了《大学令》和《中学令》，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大学和中学校令，他强调要把中学和大学制作成健全国民的学校。
任南京暂时政府教育总长，主张接纳西方教育制度，废止祀孔读经，实行男女同校等革新措施，确立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教育体制。二次革命失败后，携眷赴法，与李石曾等开办留法勤工俭学会。
1912年2月，鲁迅被他邀请到教育部任职。1912年7月，蔡元培因不愿与袁世凯政府互助而告退。1913年，民国二年蔡元培46岁时，再次赴法国从事学术研究，在留欧的三年时间里，又编撰了不少哲学美学著作。1915年6月，民国四年，蔡元培48岁时，他与李石曾、吴玉章等提倡组织华法教育会，在法国倡勤勤工俭学，希望以次组织资助更多华人到欧洲求学，厥后的周恩来、邓小平等均是通过这个组织的资助后顺利在法国举行学习的。
[4-5] 1916年夏，黎元洪的北京政府终于明令恢复了民国初年的《暂时约法》，孙中山、黄兴等一大批流亡外洋的革命党人纷纷相约回国，一些浙江籍议员还发电给远在法国的蔡元培，说是要推选他当浙江省督军。1916年11月8日，蔡元培与吴玉章一起搭船由马赛回国，抵达上海。
1916年12月26日，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学术研究，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实行教授治校。
“五四”运动中支持学生爱国行动，多方营救被捕学生。1917年1月9日，蔡元培揭晓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品德，三曰敬爱师长，将“抱定宗旨”置于首位。1917年，蔡元培聘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并聘请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新派”人物在北大任教，接纳“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目标，实行“教授治校”的制度，提倡学术民主，支持新文化运动。
同年，蔡元培邀请著名哲学家梁漱溟到北京大学教学印度哲学；徐悲鸿应蔡元培之邀从日本东京返北京，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1917年7月，胡适从美国学成回国，其时胡适并未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但蔡元培为了让胡适进入北大不惜帮其伪造学历。1917年7月3日，蔡元培在北大揭晓热情洋溢的就职演说的余热未散，就向黎元洪总统提出告退了，说话委婉，但动因沉郁，那就是抗议张勋复辟。
1917年10月，民国六年，蔡元培50岁时，主持教育部召开北京各高等学校代表集会，讨论修改大学规程，北京大学文科提出废年级制，接纳选科制的议案，集会议决通过，决议在北大试行。北大选科制划定每周一课时，学完一年为一个单元，本科应修满80个单元，一半必修，一半选修（理科酌量淘汰），修满即可结业，不拘年限；预科应修满40个单元，必修占四分之三，选修占四分之一。选修科目可以跨系。[4-5] 1918年，他更明确地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行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行视为贩卖知识之所。
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1918年5月22日，蔡元培为“中日防敌军事协定”阻挡政府变相卖国，又向大总统提出辞呈。
1918年11月16日，民国七年蔡元培51岁时，“一战”刚竣事，在天安门前组织聚会会议庆祝，揭晓题为《劳工神圣》的演讲，鲜明提出要“认识劳工的价值”，并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1919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破除科，改原隶属于科的学门为系，设立14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原来的文、理、法三科划分改称第一、二、三院，仅作为各系所在地域的标志（因原来三科漫衍在差别地域），不代表一级机构。[4-5] 1919年5月8日，五四运动发作后，蔡元培为抗议政府逮捕学生，于5月8日提交了辞呈。并于9日离京。
1919年5月13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向政府齐上辞呈，支持蔡元培。1919年6月15日，在他公布的《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中说：“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
后由于北大师生尽力挽留，蔡元培允许只做北大师生的校长。[6] 1920年头，蔡元培与李石曾、吴敬恒，使用庚子赔款，开办中法大学于北京。
蔡元培任校长。1920年2月，蔡元培下令允许王兰、奚浈、查晓园3位女生入北大文科旁听，当年秋季起即正式招收女生，开中国公立大学招收女生之先例。1920年5月，蔡元培聘任地质学家李四光出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蔡元培邀著名作家莎菲回国任北京大学文学教授，8月，聘鲁迅为北京大学讲师。1920年年底，被北京大学派遣去欧洲考察。
与法国里昂市长赫礼欧（Herriot），里昂大学医学院院长雷宾（Lepine）等，互助设立里昂中法大学协会，决议在里昂建立中法大学。[7] 1923年春，不满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彭允彝破坏法制的行为，提出告退，离京南下。秋间转赴欧洲，从事研究和著述，并到场要求英、法等国退还庚子赔款兴办教育事项。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经孙中山提名，当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
1926年头回国。在上海到场苏浙皖三省团结会，配合北伐战争，筹谋三省自治运动，遭孙传芳通缉。
1927年起，在南京国民政府任大学院院长、司法部长和监察院长等职。1927年3月28日，蔡元培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集会主席，对吴稚晖提出的弹劾共产党表现附议，主张“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之党籍”。4月2日，蔡元培再次担任主席，蔡元培再次赞同吴稚晖关于弹劾共产党的文告，并拿出了《共产党祸党证据及共产党在浙祸党之陈诉》。
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后最初两年内，蔡元培在政治上仍然站在蒋介石一边，支持“清共” [8-10]。但与其他人差别的是，在清党的实施历程中，他不支持滥杀，而是希望将这种政治上的弹压行动纳入比力规范的法治规模，即同意清党但阻挡杀人 [11-12]。
在清党的初期，蔡元培就曾对浙江清党委员会的滥杀无辜提出了严厉的品评，并要求在清党中必须执行三条原则 [13-15] ，而且出头营救过可能遭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 [16]。为劝阻南京国民党政府滥杀行为，蔡元培曾专门撰文劝告国民党政府继续孙中山的高尚人格，以德服人，停止滥杀 [17]。
之后一段时期，蔡元培把精神主要放在组建中央研究院上，他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开始专注国家民族的文化教育和科技事业，并相继辞去了其他职务 [12]。“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拥护国共互助。1932年，与宋庆龄、鲁迅等提倡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努力开展抗日爱国运动。
曾电救杨开慧义士，援救许德珩等爱国民主人士，营救丁玲、朱宜权等共产党员 [18-19]。世界文化互助中国协会委员合影1933年，蔡元培倡议建立国立中央博物院（今南京博物院前身），并亲自兼任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1933年6月，为进一步加深中国与其他国联成员国间在文化、教育上的互助关系，蔡元培与张静江、厉麟似等人团结国联，筹备建立了世界文化互助中国协会。
[20] 抗战发作初期，蔡元培与厉麟似、胡愈之等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团结组织建立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努力组织发动文化界人士及民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此外，蔡元培还与厉麟似等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首创成员团结全国各大高校校长、教授团结揭晓长篇声明，揭破日军蓄意扑灭中国教育机关的罪恶暴行，并组织救亡协会下设的国际宣传委员会扩大对外宣传，争取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3] 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
蔡元培逝世后，海内各主要党派和团体以及要人名士纷纷致电怀念 [4-5]。学术理论他的教育模式新颖，不拘一格，认为教育是国家兴旺之基础，是国家茂盛之基本。
教育思想灵活，兼容并包，不因学术争议而排挤，广泛吸收各家所长。“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他主张教育应注重学生，阻挡机器僵化。
他还提倡美育、康健教育、人格教育等新的教育看法。[21] 蔡元培认为：教育之于社会，有二大基本功效：一在引领，所谓“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也”；二在服务，“就是学校里养成一种人才，未来进社会做事”，或者“就是学生或教育一方面讲学问，一方面效力社会”。
[22] 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蔡元培雕像蔡元培为人宽厚、恻隐为怀，对中国社会及陋俗有透彻视察;两度游学欧洲、亲炙文艺再起后的科学精神及法国大革命后的思潮。他提倡民权与女权，提倡自由思想，致力根除“念书为官”的旧俗，开科学研究民风，重视公民道德教育及附带的世界观、人生观、美学教育。
[21] 梁漱溟曾说，蔡元培从思想学术上为国人启发出一股新潮水，突破了旧有习俗，推动了大局政治，这是十分正确的。正是因为蔡先生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使得新文化有了立脚之地，使得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碉堡，科学民主的思想得以流传。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蔡元培不仅是现代北大的缔造者，也是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23] 蔡元培作为近代中国文化界的卓越先驱者，其著名的文化思想和学术看法，曾对中国的历史历程发生过重要的影响。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的“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不仅成为他主持北大教育事情的重要指导思想，同时也是他所坚持的办学原则。
此思想提出后，一批具有新文化、新思想的代表人物进入北大，北大因此而成为中国思想活跃、学术兴盛的最高学府。因此，“兼容并包”思想在接纳新文化、阻挡封建文化方面起到了努力作用。
[23] 民族学研究蔡元培先生在教育和美学方面的孝敬有目共睹，但在民族学方面的孝敬却鲜为人知。蔡元培在自写年谱中称，自己的梦想之一就是写一本《比力民族学》，“以研究民族学终老”。[24] 蔡元培画像(3张)蔡元培赴京殿试时，在有关西藏的策论题中，他详述西藏“地域广袤，山川道里”。
1901年蔡元培在《学堂教科论》中说：”以前的历史只记帝王之事，不记民生民俗，以致于一群强弱盛衰之数，终不行稽。“1908年至1911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哲学、文学、文明史和民族学。
1924年8月出席国际民族学会第21次大会。1924年11月至1926年2月在德国汉堡大学专修民族学。
1926年至1934年蔡元培先后揭晓了《说民族学》、《民族学与社会学》、《民族学上之进化观》等文章。1927年中央研究院建立之时，蔡元培希望建立一个民族学研究所，但因人力物力有限，这个希望未能实现。
1928年社会科学研究所建立，蔡元培在研究所中增设民族学组，亲任组长兼研究员。在民族学组里开展了下列研究。
广西凌云瑶族观察研究台湾高山族观察研究松花江下游赫哲族观察研究世界各民族结绳记事及原始文字的研究外国民族民称的汉译西南少数民族研究资料的收集 [25] 教育独立思想蔡元培“教育独立”作为一种思潮，萌发于“五四”之前，生长兴盛于20世纪20年月。由于军阀混战，经济凋敝，北洋政府又不重视教育，国家预算中教育经费比例极低，如1920年前后国家预算中教育经费仅占1.2%左右。仅此有限的预算内经费还常被侵占挪用，也不能如数到位，导致教育经费奇绌，教育事业陷于难以为继的水平。
[26] 蔡元培一贯视教育为救国的基本途径，推崇思想、学术自由，加之身为北京大学校长，对政府权要掣肘、摧残教育有深切的感受，因此是教育独立的努力提倡和支持者，并从理论上加以引导。1922年3月，他在《新教育》上揭晓了《教育独立议》一文，阐明教育独立的基本看法和方法，成为教育独立思潮中的重要篇章。他认为政党与教育的对立体现为：①教育要平衡生长人的个性和群性，政党则否则，它要造成一种特殊的群性，为本党服务，抹杀受教育者的个性。②教育是求远效的，着眼于未来，其效果不行能在短期内体现出来，所以讲“百年树人”。
而政党是求近功的，往往只思量眼前的利益。③在政党政治配景下，政权在各党派之间更迭，由政党掌管教育，一定会影响教育目标政策的稳定，影响教育的成效。
所以他认为教育要超脱各派政党之外。为实现教育的真正独立，蔡元培设计了教育经费独立、教育行政独立、教育独立于宗教的详细措施，其中关于教育行政独立的方案是：分全国为若干个大学区，每区设立大学一所，区内的高等专门教育，中、小学教育，社会教育，文化学术事宜均由该大学校组织管理。大学的事务，由大学教授组成的教育委员会主持，校长由教育委员会选举发生。
各大学区大学的校长组成高等教育集会，处置惩罚各大学区间的事务。教育部只卖力处置惩罚经高等教育集会议决而与中央政府发生关系的事务，及教育统计陈诉等，不干预干与各大学区事务，教育总长必经高等教育集会认可。这一设想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实施“大学区制”的框架基础。[26] 大学性质探讨蔡元培认为大学应当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是蔡元培办学的指导思想，也是他大学教育思想的出发点。
早在1912年5月16日，他以教育总长身份出席北京大学开学仪式，在演说中就提出“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他更是重复申述这一思想。1917年1月9日，他在就任校长的演说中，明确的向学生说明：“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
今人肆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一定。而在大学则否则，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还提出，大学不能只是从事教学，还必须开展科学研究。
他要求大学教员不是贯注牢固知识，而是对学问有浓重的研究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大学生也不是死记硬背教员的课本，而是在教员的指导下自动的研究学问。为了使大学能负担起教学，科研双重任务，他尽力主张“凡大学必有种种科学的研究所”。他在《论大学应设各科研究所之理由》的文章，详列了三点理由：一是“大学无研究院，则教员易陷入抄发课本不求进步之陋习。”二是设立研究所，为大学结业生深造缔造条件。
三是使大学高年级学生得以在导师指导下，有从事科学研究的时机。五育并举蔡元培是第一位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克日之教育所不行偏废”的教育思想家，主张五育并举，这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28] 提出配景辛亥革命胜利不久，南京暂时政府刚刚建立时提出来的。要使资产阶级对封建教育的革新能够深入、康健地开展，迫切需要在统一的教育思想指导下，尽快地确定一个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教育宗旨，来划定资产阶级对于人才造就的目的和要求，只是在这样的形势下，1912年2月间蔡元培揭晓了著名的教育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比力系统地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思想。
军国民教育（一）从外洋情况看来，中国处于“邻强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二）就海内情况而言，要打破武士成为“全国中特别之阶级”的局势，就“非蔡元培名言图片行举国皆兵之制，否则无以平均其势力”。实利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被蔡元培认为是富国的手段，他认为世界的竞争不仅仅是在武力，尤其是在财力。
因此增强科学技术教育，提高生产力，生长国民经济，国家 茂盛才气够在世界竞争中生存下来。公民道德教育他把西方近代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泛爱”的道德看法，划分比做中国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义、恕、仁”。他主张广泛吸收外洋文化，同时“必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吸收之”，而且“必须以“我”食而化之，而毋为相互所同化”，他品评有些志行单薄者，一到外洋留学，“即弃捐其“我”而同化于外人”。
世界观的教育世界观教育是建设在把世界划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这个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下，要求人们遵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不要被束缚于某一学说的思想，在其时具有打破几千年思想专制统治的解放作用。美育教育美育教育是举行世界观教育最重要的途径，使人们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所必经的桥梁。美育教育的重要性源于其特点，人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存在的障碍不外两种意识，一是人我之差异、二是幸福之营求。
革新措施蔡元培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为他致力于革新封建教育奠基了思想理论基础。革新封建教育北京大学革新宗旨：改变学生的看法，整顿教师队伍，延聘积学热心的教员，生长研究所，广积图书，引导师生研究兴趣，砥砺品德，造就正当兴趣。[29] 蔡元培大学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是民主和科学，目的是要把大学办成高水平的教学科研中心。
[30] 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也体现在教师的聘任上，蔡元培以“学诣为主”，罗致各种学术人才，使北大教师队伍一时泛起门户纷呈的局势。如在文科教师队伍中，既集中了许多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代表人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委任状物，也有政治上守旧而旧学深沉的学者。
在政治倾向上，有的激进，有的守旧，有的主张改良。在新派人物中，有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的差别代表。其时的北大，《新潮》与《国故》对垒，白话与文言相争，百家争鸣，盛极一时。
[29] 教授治校，民主治理1912年由蔡元培主持制定的《大学令》中，即已确立了教授治校、民主治理的大学校务治理原则，划定大学设立评议会，各科设立教授会，但在北大没有获得很好施行。蔡元培初到北大时，仍然“是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管理，并学长也没有与闻的”。
蔡元培任校长后，当年即组织了评议会，从全校每5名教授中选举评议员1人，校长为固然的评议长。评议会为全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凡学校重大事务都必须经由评议会审核通过，如制定和审核学校种种章程、条令，决议学科的废立，审核教师学衔，提出学校经费的预决算等。
接着组织各门教授会，由各门的教授公举教授会主任，任期两年，其职责是：分管各学门的教务，计划本学门的教学事情。治理体制的革新，体现了蔡元培教授治校、民主治理的思想，目的是把推动学校生长的责任交给教授，让真正明白学术的人来治理学校。新的治理体制的建设，改变了京师大学堂遗留下来的封建衙门作风，提高了事情效率，从而促进了学校的蓬勃生长。
[29] 相同文理，废科设系，改变“轻学而重术”的思想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又进一步主张“学术分校”理由有两条：第一、文理两科，专署学里，其他各科偏重于致用；第二、文理两科，设有研究所，实验室等设备，如若遍设其他各科，就要增设病院，工厂等，难题更大。主张学术分校，大学专设文理两科，显然是对民国元年“大学以文理两科为主”看法的生长，目的是为了突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学理，在蔡元培看来，“学”与“术”可分为两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文、理是“学”，法、商、医、工、农皆为应用，为“术”。
学与术虽然关系密切，但学为基本，术为枝干。蔡元培在看到了文、理分科所造成的流弊之后，进一步主张“相同文理”。他说文理是不能分科的，文科的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同样，理科各学科都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为自然科学的归纳。
而且，由于学科之间的相互交织，有些学科简直无法以文、理科来区分。因此，他主张相同文理，和为一科。1919年，北大举行革新，打消文、理、法三科界线。全校设立14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31] 开办学校蔡元培重视劳动教育、平民教育和女子教育。他在北京大学办校役班宁静民夜校，在上海开办爱国女校。
1928年，他开办国立艺术院，厥后生长成为中国美术学院，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实施本科等的最高美术教育机构，亦是团结国教科文组织唯一认可学历的中国美术类大学，以弘扬民族文化，融合中西艺术，缔造时代艺术为办学宗旨。近从朋侪处借到一部《蔡元培书信集》。
此书由高平叔、王世儒编注，浙江教育出书社2000年5月出书，分上、下两集，共收录蔡元培先生致他人的信函与电文共1671件，起自1894年，终于1940年，通讯工具险些涉及近现代中国军政财文各界要人。粗粗浏览一过，深感此书份量之重，它不光是研究蔡元培先生生平思想的第一手资料，也是认识中国近现代社会不行缺少的珍贵文献。因此想到自己手头也藏有几封蔡先生的手札，而且是其上世纪初首次留德期间所写，既忠实记载了他留学生涯的片段，又为《蔡元培书信集》所未收，想为喜爱蔡先生道德文章者所关注，故不敢私密独享，谨在此披露之。图｜蔡元培在德国时寄给家人的莱比锡大学的明信片。
蔡元培一生曾多次赴外洋留学、考察，然1907年的留学德国，则是他生平第一次踏上欧洲大陆。他在《为自费游学德国请学部给予咨文呈》中称：“窃职素有志教育之学……德国就学儿童之数……西欧各国，无能媲者。爰有游学德国之志，曾在胶州、上海等处，预习德语。
……职现拟自措资费，前往德国，专修文科之学，并研究教育原理，及彼国现行教育之状况。至少以五年为期，冀归国以后，或能效壤流之助于教育界。
”（转引自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第一卷，人民教育出书社1998年12月版）由此可见，蔡元培的此次自费留德，是作了充实准备并有明确目的的。这一年的初夏，已年近不惑的蔡元培随清政府驻德公使孙宝崎赴德，开始了他半工半读的留学生涯。这段履历十分艰辛，因为不是公费留学，蔡元培必须自措经费以维持不菲的学习和生活用度。
他在驻德使馆中兼职，每月可获银30两；他还担任其时在德学习的唐绍仪侄子唐宝书、唐宝潮兄弟四人的家庭教师，为他们教学国学，每月可得酬100马克；而他其时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教科书及学术专著所获得的每月100元收入，则全部用来维持海内妻子后代的生活。蔡元培在德国的学习生活就是这样紧张而忙碌，难过有片刻的空闲。
图｜蔡元培1908年在德国柏林留影。蔡元培初到德国时住在柏林，主要补习德语，为考柏林大学作准备。后因柏林大学的入学手续严谨烦琐，蔡元培感应多有未便，遂于1908年8月改往来比锡就读于来比锡大学。关于这段履历，蔡元培曾自述：“我在柏林一年，逐日若干时学习德语，若干时教国学，若干时为商务编书，若干时应酬同学，实苦应接不暇。
德语进步甚缓，若长此因循，一无所得而归国，岂不行惜！适同学齐君宗颐持使馆先容函向柏林大学报名，该大学非送验中学结业证不行，遂改往来比锡（Leipzig）进大学。”（《自写年谱》）我收藏的蔡元培信函皆以明信片形式写于他留学来比锡期间，先缮写两片于下：壹1908年12月14日致陈介（从来比锡发往柏林）前在柏林奉教，甚快；别后又承赐精丽之片，尤感。
承示拟于年假偕夏君来此，甚所接待，惟弟等拟游Dresden（山水秀丽，音乐尤著名），如公来今后能偕往则大好矣（并请转致夏公）。蔗青先生惠鉴弟 培 顿首贰1909年7月24日致陈介（从来比锡发往柏林）惠片谢谢。夏君已到此盘桓，颇乐；惜贝君既急忙返英而公及胡君竟未来游也。
闻公得家庭之乐以助长学问之兴会，良可艳羡。蔗青先生弟 培 顿首蔡元培的这两封信都是写给陈介的。陈介（1885—1951）字蔗青，湖南湘乡人。
早年留日，1907年留德，在柏林大学攻读法政。1912年归国后任工商部商务司长及外交部常务次长等职，1938年起历任国民政府驻德国、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大使，1951年病逝。信中夏君指夏元瑮（字浮筠，夏曾佑之子），其时亦就读于柏林大学，后获理学博士学位。
他和蔡元培的关系较为密切，“夏君逐日于大学课程听完后，常到我寓，同往旅馆晚餐，或觅别种消遣”（蔡元培《孑民自述》）。图｜《相对论浅释》，爱因斯坦著，夏元瑮译，1922年商务版。1921年春，他曾和蔡元培同赴柏林，邀请爱因斯坦来华讲学，次年译出《相对论浅释》（1922年商务版）。在德国诸都会中，来比锡风物平常，而相近的特来斯顿（Dresden）则以山水风景秀丽而著称。
蔡元培在《自写年谱》中曾自述：“我在来比锡三年，暑假中常出去旅行。德国境内，曾到特来斯顿。
”1908年底，蔡元培写信给陈介，约学友们在假期同游特来斯顿。次年夏，应约前行的除了夏元瑮，另有一位“贝君”，此即中国最早到西方学习修建的贝寿同。贝家与修建极有缘份，当今世界修建大师贝聿铭即贝寿同的侄孙。
贝寿同其时也在德国留学，结业于夏洛顿盘工科大学，回国后执教于苏南工专及南京中央大学，并在两校开办修建系，是我国修建界的前辈。和陈介一样未曾前往的“胡君”是胡仁源。他早年留日，后转学英国，结业于待尔模大学。回国后曾在蔡元培之后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译有《投影几何》、《圣女贞德》等。
图｜蔡元培和黄仲玉及子女。蔡元培信中“闻公得家庭之乐以助长学问之兴会，良可艳羡”一句，颇可玩味。清末民初，在倡言平等、自由的同时，一些开明人士中开始泛起伉俪平等的新风。1900年，蔡元培元配夫人王昭去世后，许多人来为他说媒，他主动向媒妁提出男女婚姻绝对平等的五个条件：1、女子须天足。
2、女子须识字。3、男方不娶妾。
4、男死后女可再嫁。5、男女双方意见不合可以仳离。
其时，这种“离经叛道”、“混淆纲常”的言论无异于在向封建陋俗开战。后经人先容，蔡元培与黄世振（仲玉）女士结为伉俪。此女不光天足、识字，而且工书画，孝于亲。
在婚礼上，蔡元培回覆他人提问时称：男女之间，“就人格言，总是平等”，充实反映了他尊重妇女人格，提倡伉俪平等的思想。图｜1930年蔡元培与家人在上海合影。
1921年，夫人黄世振不幸病逝，出于家庭、事情的需要，蔡元培不得不续娶。这一次，他提出的条件是：1、原有相当认识。2、年事略大。
3、熟谙英文而能为研究助手者。这样，周峻（养浩）成了他的第三位夫人。可见，在婚姻问题上，蔡元培始终坚持破除旧俗，树立新风，不愧为欲教人先正己的高尚人物！话题回到信上。
其时陈介的妻子后代同在德国，得享天伦之乐，其妻陈淑能文善书，在生活、学习上都堪称陈介的得力助手，故独自一人身在德国的蔡元培会触景生情，由衷发出“良可艳羡”的感伤。蔡元培笔下所言“旅游”，并非仅仅只是一般人所谓的游山玩水，而是有其特定内在的。1935年1月16日，《旅行杂志》主编赵君豪采访蔡元培，问到他当年在欧洲旅游的感想，蔡元培答道：“总括的说，我向来旅行，很注意三点：第一，是看一种差别的自然美；第二，研究古代的修建；第三，是注意博物馆的美术品。”（赵君豪《蔡孑民先生会见记》，载1935年2月《旅行杂志》9卷2期）下面这张明信片，为蔡元培的言论作了很好的注解：1909年4月4日致陈介（从来比锡发往柏林）此窟室为利俾瑟巴家之最古者，其名己见goethe所著《Faust》曲中。
壁画皆十五世纪人手笔，此片摹其二方。蔗青先生鉴弟 培 拜白公迩日作何消遣？弟于假期中念书以外时时观剧聆音耳。
有时张、齐两同学兴奋，作中国馔，则弟亦乃尝其一脔。蔡元培在来比锡大学时有一门选修课是美学，这是他很感兴趣的课程，他也因此对周围有关美育的事物很是注意，经常到博物馆、美术馆去看种种展览，上述信就是一个例证。
蔡元培信中提到的“goethe所著《Faust》”，即歌德所著悲剧《浮士德》。歌德（1749—1832）是德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浮士德》的创作一直延续了六十年之久，是其支付毕生精神的巨著。这部作品归纳综合了自文艺再起到19世纪初期欧洲近三百年的历史，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知识分子探索真理的历程，深刻描绘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和心田生活。
蔡元培很喜欢这部作品，他不光购置原著阅读，寓目原剧演出，还选修了“歌德之戏剧”、“歌德《浮士德》注解”等课程，甚至去体验作品中描绘的生活，如他在《自写年谱》中写道：“德国最大文学家哥德氏（Goethe）曾在来比锡大学肄业，于其最著名剧本《弗斯脱》中，形貌大学生生活，即在来比锡的奥爱摆赫酒肆中（Auerbach）。图｜德拉克罗瓦为《浮士德》所绘插图《浮士德在书斋》，歌德的《浮士德》部门地继续了中世纪以降的讥笑文学传统，同时保留了对人物的历史影象，通过交替讥笑浮士德的迂腐与虚妄，道出了学者的真正悲剧之所在。此酒肆为一地底室，有弗斯脱博士骑啤酒的壁画，我与诸同学亦常小饮于该肆。”正因为蔡元培对《浮士德》如此喜爱，故在博物馆看到有关于作品的壁画明信片买时，立刻购置，并寄给朋侪一起共享。
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寄出的此片是用彩色石印的方法印制的，于今已很是少见，已可归入珍品一类。蔡元培信中所提“张、齐两同学”皆是他的挚友。齐即齐寿山（字宗颐），乃齐如山之弟。他1907年头夏和蔡元培同乘一轮赴德，次年又一同入来比锡大学，交谊非同一般。
齐寿山回国后曾任教育部佥事、国民政府大学院秘书，1965年逝世。张为张谨（字仲苏），是来比锡最早的中国留学生之一，他和齐寿山在留德期间对蔡元培多有照应，这今后片中也可略见一斑（蔡元培寥寥数语，留学生简陋而又有情趣的生活跃然纸上）。
张谨归国后恒久在教育部事情，曾任上海国立同济大学校长、河北大学校长等职。自古文人雅士之间，所谈除了生活琐事，文字往还也常有学问政见在其中，他日研究历史，从这些资料中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蔡元培先生的这几封信，虽文字不长，但片言只语中也有论学议事、记叙游历的墨迹在，涉及到他首次留德生涯中的一些真实片段，值得我们关注。图｜绍兴蔡元培故宅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的三任夫人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一生履历了3次婚姻，这3次婚姻印证了蔡元培一生思想的厘革，也让人看到了中国近代史的变迁在生活上的投影。
那么，蔡元培先生的三位夫人都是谁呢？一、第一任夫人：王昭（怙恃之命、媒妁之言）王昭，蔡元培先生迎娶的第一位夫人。他们于1889年完婚，这是完全是奉怙恃之命、媒妁之言的老式婚姻。蔡元培在婚礼之前甚至从来没有和王昭见过面。
婚后，蔡元培发现夫人有洁癖，而且花钱极节约，而蔡元培却生性豪迈、不拘小节，他更有大男子主义，经常要求王昭在所有事情上对他无条件听从，因此两人婚后也经常闹矛盾。1900年，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蔡元培开始重新思考女权的界说，他写出了《伉俪条约》，重新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这对完婚十多年的伉俪逐步相互明白、修复情感的裂痕。
惋惜好景不长，就在这一年王昭因病脱离了人世。二、第二位夫人：黄仲玉（自己喜欢自由恋爱）黄仲玉（１８７７－１９２１），都昌县城人。
父黄尔轩，曾任浙江温州府永嘉县二溪巡检。她自幼随父宦游，聪颖过人，尤好丹青。父亲很爱这个女儿，把她作小子养，阻挡给她缠足，并热心支持她的喜好，以致她竟然通过自学，掌握诗、书、画诸法，所画兰、菊，有天然之趣，街邻呼为才女。
后遭时乱，父失职漂泊江湖，仲玉遂卖书、画，以补家用。1900年，翰林蔡元培的发妻王昭新病逝。其时蔡先生才三十三岁，在江浙一带的知识界已经颇有名气了，来他家里提亲的人踏破了门槛。蔡元培面临络绎不绝的媒妁，提出了五个条件：第一是不缠足的女性；第二是识字的；第三是男子不得娶妾、不能娶姨太太；第四，如果丈夫先死那么妻子可以再醮；第五，意见不合可以仳离。
消息传开来，媒妁们马上一个个退避三舍。也许是姻缘天注定，蔡元培在杭州办学的时候，有一天在朋侪家看到一幅工笔画，线条秀丽、题字极有功底。他一探询，作者是江西名士黄尔轩的女儿黄仲玉。
听说她身世书香门第，不光没有缠足，而且识字又醒目书画、孝敬怙恃，蔡元培顿生喜爱之情，于是请朋侪从中拉拢。而黄仲玉闻蔡择偶五款，对蔡的人品和见识肃然起敬，两人志同道合，欣然文定。
1902年元旦，蔡元培在杭州举行中西合璧的隆重婚礼。蔡元培用红幛缀成“孔子”二字，取代悬挂三星画轴的传统，以开演说会的形式取代闹洞房。1907年，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了4年德国留学的生活，期间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此时，蔡元培由最初的大男子主义思想，转酿成为寻求妇女平等权利的斗士，他的第二位夫人黄仲玉可谓对此作用不小。
1920年年底，蔡元培由北京大学派遣去欧洲考察。在这期间，黄仲玉去世了。
三、第三位夫人：周峻（师生恋）蔡元培先生54岁时，时任北大校长的他决议续娶。他再次提出自己的求偶条件：一、本人具备相当的文化素质；二、年事略大；三、熟谙英文，能成为研究助手。
可是在谁人年月，有文化的中国女人纷歧定懂英语，而又有文化又懂英语的女人，到了三十能不完婚吗？三点都切合要求的，到哪儿去找呢？或许冥冥之中早有摆设，蔡元培的条件出来后，马上就有位时年33岁的老女人走进了他的生活，那女子叫周峻，字养浩，早年还是蔡元培在上海建立的爱国女校的一位学生。那周峻也是个奇女子，她在上海蔡当校长的那所学校念书时，就经常听过他的陈诉与讲演，对校长的风范早就铭刻于心，崇敬之情也随着年事的增长而与日俱增。这位品学兼优的学生的英语还特别好，似乎一切都与蔡有关，这位女学生也好像是一直在等，所以一直就没有完婚，她与蔡元培先生相差22岁。
经由了一段的热恋，双方都感应满足，蔡元培的第三次婚礼就在1923年7月10日隆重举行，所在选在了苏州的留园。婚后第十天，蔡元培和周峻携子女赴欧洲学习。周峻在相夫教子之余攻读西洋美术课程，她把对蔡元培的爱倾注在她的作品——《蔡元培半身像》中。而蔡元培则在上面题诗一首“唯卿第一能知我，留取心痕永不磨”。
1940年3月5日，即离周峻50岁生日差两天时，蔡元培在香港因病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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